• 上海究竟如何吸引和留住各方高級人才?

    :尚賢達編輯 :2019-01-17 :1276次

     
            如果要為近兩年中國的城市發展撰寫歷史的話,那么,城市之間關于人才的競爭一定值得記上一筆。對于上海來說,究竟什么樣的人才是這座城市需要的?又該如何吸引他們?
            為此,我們采訪了一些選擇上海、留在上海的人才,他們之中,有見證上海團隊十年發展之路的騰訊副總裁張立軍,有在上海找到自己的青年音樂家龔天鵬,有數度轉型的生物醫藥研發人員杜治強,還有剛剛回國的人工智能首席創新官呂昊……
            透過他們的故事,或許我們能夠得到答案——能否吸引人才,歸根結底是城市的競爭力的高低。做攬天下之英才的“吸鐵石”固然重要,如何成為對人才有持續吸附和培養能力的“永磁體”,或許更是應當長久思考的命題。
     
           很少有人像張立軍這樣,與上海的“第一次親密接觸”不是通過地標、街景、美食完成,甚至不是通過友人介紹,而是由這座城市的管理者構建起來的——“上海的領導和別的城市的領導不太一樣。”而這,也成為他對上海最直接、最深刻的第一印象。
    2008年3月7日,時任騰訊研發管理部負責人的張立軍突然接到公司總辦通知,上海世博會網上世博項目需要一個既精于技術、熟知市場,又具備良好溝通協調能力的人來牽頭負責,而他是公司認定的最佳人選。為了趕上4月初在巴黎舉行的發布會,他們必須在一個月內把技術規范做出來。時間緊迫,張立軍立刻買了第二天一早的機票從深圳飛往上海。讓他沒有想到的是,自己在上海一干就干到了今天。
           回憶起當年在上海的那一個月,張立軍形容“日子像打仗一樣”。每天白天要去世博局開會,晚上回到賓館還要帶著團隊熬夜整理材料。兩點一線連軸轉,雖說是第一次在上海待這么長時間,張立軍卻從未去過別的地方,甚至沒有時間跟工作伙伴以外的人接觸。他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所有感知全都來自于每天一起開會、研討、推進工作的政府機構和人員。
        “最深的感受是務實,即使是很高級別的領導,對技術細節的深度關注仍舊超出我們的想象;還有就是高效,每天加班研討其實是件辛苦差事,但上海的職能部門始終保持很快的響應速度,如果稍微拖沓一點,這樣的任務量我們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張立軍感慨,這是當初上海最吸引他、最讓他有信心留在這里干事創業的所在。
    在此后的半年多時間里,張立軍過著往返于深圳和上海的雙城生活,他每周五乘最晚的一班飛機回到深圳的家里過周末,每周一再坐最早的一班飛機到上海工作。
    有人說,網上世博作為當年世博會最重要的突破和創新之一,不但點亮了世博會,也證明了張立軍。從2008年底開始擔任騰訊上海分公司總經理的他,終于把家也搬到了上海。
    對于許多像張立軍這樣的高級管理人才來說,上海的某些特質的確具有其他城市難以比擬的優勢——國際化程度較高為這座城市帶來了接軌國際的先進理念,對契約精神的尊重、對公平秩序的維護、相對透明高效的政府職能機構以及完備的生活服務保障……都成為他們青睞上海的理由。張立軍告訴記者,他們曾經統計過上海分公司內部的中高級管理人才,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把家安在了上海。
           十年間,在這座城市,張立軍一路成長為騰訊副總裁、上海十大IT青年和上海市領軍人才。他帶領的團隊也從百余人的上海分公司發展為4500人的華東總部,承載著吸納國際高端人才的職能。在享受上海魅力對其招賢納才便利的同時,他依然感受到了這項工作的挑戰——上海生活成本較高,人才薪酬個稅返還力度比不上其他一些城市,對于人才的認定還不夠靈活等等。
           越是頭部企業越是需要吸納大量的國際一流人才。但在國外,很多人加入互聯網行業時學歷并不高,甚至一些人大學還沒畢業就輟學出去創業了,他們的專業水準在整個行業都處于尖端位置,可因為學歷不高,到上海卻面臨人才評定標準的禁錮。“高端人才不等于高學歷人才。我們的人才認定手段應該更加靈活,標準也應該像上海這座城市本身一樣包容、多元。”張立軍道出了自己的期待。
     
           吸引人才離不開文化的滋養
          走進武定西路上海愛樂樂團的那幢著名的小樓,踏著木質臺階拾級而上,與歷史建筑特有的吱呀聲一同傳入耳畔的,是三樓創作室里流淌出的激揚的鋼琴聲——自2014年歸國后,青年作曲家龔天鵬在這里度過了無數個創作的日夜。
          回國之前,關于這位“90后”音樂家的“傳說”已經開始流傳:1992年出生于南京,不久便顯現出其在音樂上的天賦異稟,8歲以專業第一的成績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小,9歲考入世界王牌音樂學府——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的預科部,被評委稱作“十年未遇的天才”“第二個郎朗”。16歲那年,龔天鵬內心的創作欲望被汶川地震激活,一發不可收,他決定遵從自己的初心,“叛逆”地放棄成為一名職業演奏家的“康莊大道”,轉而投向音樂創作。
           這個世界已經不缺優秀的演奏家了,卻需要更多優秀的中國作品,這是我們這一代音樂人的責任。”龔天鵬如是說。大三那年,在一場歸國演出的后臺,龔天鵬認識了上海愛樂樂團副團長、常任指揮張亮。2013年5月10日,龔天鵬的第一場個人作品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演出。一年后,他正式加盟上海愛樂。
         “駐團作曲家”的身份讓龔天鵬欣喜不已,這樣的機會和發展空間在世界范圍也是罕有的。在國外,即使是最一流的樂團也極少有駐團作曲家這樣的職位,一場音樂會能夠演奏一兩首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已屬難得。而在上海愛樂,龔天鵬的本職工作就是一年創作一場音樂會。
    “這太幸福了!不但有人演奏你的作品,還有固定工資和生活補貼,更提供給你專業上無條件的支持。”龔天鵬說,“這里是真正長遠地去培養、去打造一個音樂家,而不是用完你的作品、合作完一個項目就完了,這是特別打動我的地方。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,這樣的理念都是超前的。”
           上海愛樂給了龔天鵬機會和舞臺,而上海則讓他“找到了自己”。
    縱觀歷史,大凡能夠成為經典一流的藝術作品,從本質上講都是因為觸及了人性本身。在龔天鵬看來,上海開放多元、包羅萬象的城市氣質與他個人是“心意相通”的。在上海,他不用一下飛機就開始思考“游戲規則”的玩法,也鮮少有“圈子”“流派”的桎梏,更不用僅僅簡單地趕潮流。“只有到了上海,我不覺得自己是到了一個新的地方,‘哧溜’一下就滑進了自己的生活和藝術世界,每個人都能夠找到自己。”在龔天鵬看來,一座城市對人才是否具有吸引力,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座城市的文化涵養。
    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大都市,一定同時具有“碼頭”和“源頭”的特質,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。“不但為鳥兒提供飛得出去的土壤,更要能吸引飛出去的和在外面的鳥兒回來筑巢。”
     
             氛圍就是最好的“吸鐵石”
            2018年的最后一個月,北京度過了33年以來最為寒冷的大雪節氣。在鼓樓邊的時間博物館里,“一場有聲音的發布會”正在舉行。
    臺上,依圖科技的首席創新官呂昊,剛剛發布了自己所在的人工智能企業正式進軍語音識別領域的消息。下臺后他發現,不知何時自己已被各路記者團團圍住,爭相拋出各式各樣的問題。
            這樣的場面呂昊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了,卻還是被這撲面而來的熱情“嚇了一跳”。的確,近年來,中國人工智能的賽道上早已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,引領著人們的好奇心,更承載著呂昊這樣的人工智能專家的創新夢想。
    呂昊擁有美國華盛頓大學計算機博士學位,畢業后在谷歌從事人機交互研發,曾負責孵化了全球首個基于機器學習的移動端app上線推薦系統,還搭建了谷歌商店的機器學習架構和排序算法?;貒?,呂昊已經在美國生活、工作了近十年。
          “其實2015年我就想過要不要回國,結果一晃到了2017年,我才意識到如果再不回來,我可能真的會錯過些什么。”呂昊說。
    然而,面對國內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版圖,究竟該去哪個城市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最大化呢?呂昊沒有過多地猶豫和糾結,上海一直是他腦海里的“最優答案”。
    2017年11月,上海正式出臺《關于本市推動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實施意見》,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國家人工智能發展高地,“智能上海(ai@sh)”行動全面鋪開。呂昊接過了曾經的師兄、依圖聯合創始人林晨曦拋來的橄欖枝,加盟這家上海的人工智能“獨角獸”企業。在他看來,上海發展人工智能已經具備自己的基礎和優勢:“就像北京的研究機構多、深圳的硬件基礎強一樣,人才就是上海的優勢。”
          人工智能的競爭說到底是對人才的競爭。根據一份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、上??茖W技術政策研究所、領英中國聯合完成的《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》結果顯示,上海的數字人才數量在全國位居首位,對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最為突出。不過,另一份高盛發布的《全球人工智能產業分布》報告則顯示,在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的儲備中,中國只有5%左右,人才缺口超過500萬人。
          如何源源不斷地吸納更多優秀人才?在呂昊看來,城市是否具備一種“氛圍”,對于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、人才的集聚至關重要:“我說的氛圍不是僅僅指在硬件上布局更多的人工智能園區,讓大家在一起工作。而是慢慢地涵養一種ai文化,讓上海具有人工智能的氣質,讓來到這里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是在孤立地做事情,這樣的城市才是對ai人才具有內在吸引力的。”
     
    金字塔尖上的人不能單打獨斗
    呂昊強調的“氛圍”不無道理,它對人才猶如“虹吸效應”一般的吸引能力,在一些上海發展相對成熟的支柱產業、拳頭產業中已經顯現,比如生物醫藥。
    2009年,國內生物醫藥行業迎來發展風口。在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取得生物學博士學位,而后又到休斯敦安德森癌癥中心進行博士后研究的杜治強回國了。這位有10年從業經驗的醫生,曾深感醫生面對疾病時的無助而遠赴異國他鄉,轉投生物學。由于不甘心在國外“做一顆成熟體系中的螺絲釘”,在跨國藥企紛紛進駐中國的當口,杜治強以高等科學家的身份加入諾華中國研發中心,并先后進入強生、安進等國際跨國藥企的研發中心擔任重要崗位。
    在那一波浪潮中,上海的生物醫藥發展在全國遙遙領先。“要論國內生物醫藥發展最好的城市,無非就是北京和上海。到2010年,國際藥企在上海的布局已經遠遠超過了北京,上海成了生物醫藥人才歸國的首選城市。”杜治強說,那時在張江藥谷,隨便走進一家餐館或咖啡店就能遇到同行,聽見隔壁桌的談話就能知道行業內的最新訊息、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,“就像一塊吸鐵石一樣,吸引過來的都是同類,能為這個行業源源不斷地注入活力”。
    這些年來,杜治強覺得上海越來越像紐約。而這背后折射的,是中國企業的迅猛發展,以及無處不在的變化和競爭。對于生物醫藥類的高端人才來說,“國外—國際藥企的中國公司—國內企業”是一條有跡可循的發展路徑,杜治強也不例外。去年他加入仁會生物,成為這家中國藥企的研發副總。
    回國十年,杜治強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慶幸。幾次踏在行業發展轉型的鼓點上,他有了更多反思。
    他見過許多在海外“鍍金”之后,回國準備坐享其成的所謂“高端人才”,卻因為不能適應國內的競爭、加之缺少情懷和責任感,又回到國外的例子。“過去的成功并不代表現在和未來的成功。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高端人才,要看他是否能夠有效地為這個企業、這座城市創造最大的價值。”杜治強說。
    高端人才之所以對城市競爭力貢獻很大,是因為他們進行的某些科研活動、創新活動能為城市帶來許多很難被別人模仿的“壟斷利益”。然而,科研和創新都要依靠團隊,高端人才需要中等人才和核心人才做輔助,才能真正發揮作用。杜治強團隊最近流失的一個得力助手就讓他苦惱不已——一位研究人員因為房價因素,而選擇回河南老家的一家藥企工作。
    對此,杜治強很是遺憾:“對于站在金字塔尖的高端人才來說,過高的生活成本也許短期內并不會造成太大影響,可對于收入沒有那么多的中等人才和核心人才來說,就影響巨大了。這些人走了,誰來輔助高端人才發揮作用呢?從長遠來講,高端人才也是從中等人才和核心人才成長起來的,如果一座城市留不住這些人,又怎么能培養出越來越多的高端人才呢?”
     
    一座偉大城市的特質是什么?
    解放日報•上觀新聞:在您看來,上海對高端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?
    陸銘(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、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):除了人們常常提到的包容開放、務實高效、公平創新等特質之外,我還想強調兩點:首先,上海是長江的入???,在它身后有一個巨大的長江三角洲和長江經濟帶,這個地理優勢在中國是不可取代的,今后優勢會更加凸顯;其次,上海人口基數大。一些國家級的展會和世界一流的演出為什么放在上海?這和上海的人口基數大不無關系。就像許多世界頂級的醫生愿意來到上海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兒能讓他接觸到許許多多、各式各樣的病例,是一個道理。
    不過,我們還是應該懷有危機感。上海要認清自己在整個國家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,要起到引領作用,也需要多談問題。
     
    解放日報•上觀新聞:采訪中,幾乎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生活成本提高對于人才吸引的影響。對于人才,尤其是作為擁有高收入的高端人才來說,一線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仍會成為左右他們選擇的重要因素?
    陸銘:當然。高端人才對于提升城市競爭力作用顯著,上海要吸引他們,在大陸面臨北京、廣州、深圳,甚至杭州、成都等城市的競爭;在大陸以外,短期內至少面臨香港、新加坡和日本的競爭。再往后若干年,還要與紐約、倫敦競爭。
    我常常說,城市間競爭主要看兩個變量,一個是收入,一個是支出。遠的不說,以香港為例,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是香港的三分之一,而住房和服務的支出已經逼近香港的消費了。上海住房價格跟香港的差距在縮小,而服務成本有的甚至比香港還高。比如保姆價格,在上海請一位住家保姆每月的費用是6000元-8000元,而香港平均是4300港元。
    對于高端人才來說,他的收入越多,對服務的需求和消費就會越多。在美國的城市,一個高端人才進來至少帶動5個工作崗位,一個醫生,一個律師,后面三個分別是餐館服務員、家政服務員、超市售貨員。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人數比例大約是1:1。
    所謂的低技能勞動者如果謀生越來越難、流入越來越少,勢必帶來服務價格越來越貴;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提高了、生活質量下降了,他的生產效率也會下降,這座城市對于他的吸引力就會下降,如果還有別的更優選擇,可能他就走了。那我們是不是需要反思,一些高端人才留不住,或許也和低技能勞動力不足有關?
     
    解放日報•上觀新聞:在目前城市容量和資源都有限的情況下,上海到底需要吸納什么樣的人才?
    陸銘:我們現在來談這個問題,是假設我能夠用一個統一的標準把人分成高、中、低三檔,但實際上究竟該怎么界定誰是高端人才?我前兩天在外面調研,接觸了兩家企業。第一位企業家是初中學歷,搞土地開發,生意做得很大;第二位企業家是個農民,從制造業發家,現在開始從事文創,如舞臺劇、音樂劇等。你說我怎么界定他們是高端還是低端?是看學歷、看資產,還是別的什么標準?好,就算能夠界定,那我接下來想問,十年前、二十年前他們又在干嘛?
     
    解放日報•上觀新聞:很多年前您就提出,我們現在是不是只歡迎“國際巨星麥當娜”,卻不歡迎“成名前的、年輕的麥當娜”。在您看來,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存在?
    陸銘:是的。十年前,剛才說的那兩個企業家或許只是普普通通的住在地下室的北漂、滬漂、深漂,他們能夠成為大企業家的關鍵,就是因為這里有市場經濟的土壤?,F在許多城市都想引進尖端人才,都想要國際巨星麥當娜,卻不想要年輕的麥當娜,因為年輕的麥當娜可能就在酒吧里唱歌,住在地下室里。但是你怎么知道現在地下室里住的人不會是以后的麥當娜?
    好吧,也許你會說,可以等年輕的麥當娜成了國際巨星麥當娜再請她回來,可你要知道,也許年輕的麥當娜離開這座城市就成不了國際巨星了,因為就算她有潛能,也失去了學習進階的可能和跟市場對接的機會。一個行業的人群結構一定是像金字塔形狀的,麥當娜要從底座不斷通過市場競爭淘汰,到塔尖才能出現,底座拿掉,麥當娜就沒有了。
     
    解放日報•上觀新聞:所以,我們在強調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時,增強城市對人才的吸附能力和對潛在人才的儲備、培育能力,也應是題中之義。
    陸銘:我始終認為,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偉大的城市,最重要的特質之一就是能為窮人變成富人、巨星,提供各種可能與機會。(來源:上觀新聞 雷冊淵)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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